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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1期

 

 

内容提要：本文梳理了百年来中国新闻学由传统新闻学到社会主义新闻学，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三个阶段的发展轨迹,总结了其百年发展的历史经验，阐述了对其未来发展的理论思考，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学体系，为继续丰富发展中国新闻学做出新的时代贡献。
关键词：中国新闻学 百年发展 时代轨迹 历史经验 理论思考  

 

中国新闻学自1918年诞生，迄今已走过了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在这百年中，它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如今正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气派，成为具有独特品质的新闻学。
在纪念中国新闻学诞生百年之际，回顾其发展历程，总结其历史经验，探讨其未来发展，对于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继续创新发展中国新闻学，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学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新闻学百年发展的时代轨迹

中国新闻学从诞生到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新闻学——社会主义新闻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这三个阶段标示着中国新闻学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从传统到现代，从学习借鉴他人到形成独特品质的发展过程。

（一）中国传统新闻学的诞生

“中国传统新闻学”，指的是从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创办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阶段的新闻学，它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产生之后所形成的新闻学，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新闻学的成果结晶。

如果按通常以首部新闻学著作出版时间作为新闻学诞生标志的话，我国传统新闻学诞生的准确时间应该是1919年。这一年，北京大学教授徐宝璜撰写的我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新闻学》面世。然而，对中国新闻学来说，1918年是个更值得纪念的年份。

这一年，在北京大学董事长蔡元培的倡导和支持下，和在留美学习新闻学回国执教的徐宝璜的具体操办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宣告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新闻教育和研究团体。这个以“新闻学研究”为名称和职责的学术团体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有了自己的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而且1919年出版的《新闻学》一书，也正是作者徐宝璜依据他1918年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举办的新闻学培训班讲课的讲稿整理而成的。故此，我们将1918年作为中国新闻学的诞生之年。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我国新闻学发展迅速，其标志是几本有代表性的新闻学专著的出版：1923年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1926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相继出版。这两本书加上徐宝璜的《新闻学》，分别是研究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史的专著。虽然它们在结构和体例上还不是很完善，内容上也还不够全面深入，但却标志着我国新闻学已经有了自己最早的学术专著，已经形成了自己最初的学科知识体系，因为作为新闻学三大组成部分的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闻史都有了代表性著作。

特别是徐宝璜的《新闻学》，作为我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其篇幅虽然不长，但内容十分丰富，既包括“新闻学性质”“新闻定义”“新闻价值”等基础理论内容，又有新闻采写编评和经营管理等各种业务知识。此书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代表性新闻学著作，成为人们认识新闻，了解新闻工作，学习新闻学必须阅读的最初的入门范本，而且迄今依然是后人研究新闻学的重要依据。徐宝璜也因其在新闻学教育和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被誉为“中国新闻教育开山鼻祖”和“中国新闻学著述第一位大师”。当时《京报》曾评论此书：“在中国新闻学史上，有不可抹灭之价值，无此书，人且不知新闻为学，新闻要学，他无论矣。”

自20世纪30年起，我国新闻学研究逐步深入，并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成果。仅在30－40年代，就有百余种新闻学专著出版，显示出很强的发展势头和很大的发展潜力。其中著名的有黄天鹏的《新闻学名论集》、储玉坤的《现代新闻学概论》、任白涛的《综合新闻学》和萨空了的《科学的新闻学概论》等，这标志着我国传统新闻学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

而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开始艰难发展，新闻学研究也于40年代在陕北根据地起步，作为其理论成果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在延安时期逐步走向成熟，既为中国传统新闻学的发展提供了支撑，也为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兴起

“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指的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这一阶段的新闻学。它是中国新闻学形成和发展第二个阶段的理论成果，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为基础、依据和核心形成的。

严格地说，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应该包括党从成立之初到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两个时期的理论成果。前期我们称之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时期，后期称之为“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时期。“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准备阶段和过渡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理论基础。

1. 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形成

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形成和不断发展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事件。中国共产党人的报刊实践及其办报思想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理论来源。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都非常重视新闻工作，而且都有着丰富的报刊活动实践。他们在指导革命斗争和报刊工作的过程中，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性质、任务、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等作过许多阐释和论述，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报刊思想，也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中国共产党人有组织地开展新闻学研究是在延安时期。1941年，延安中央研究院设立新闻研究室，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研究新闻学的进程。在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新闻队伍中配合全党的党风、学风和文风教育进行了一场无产阶级新闻观的教育运动。这场运动不但统一了大家的思想，纯洁了队伍，使广大新闻工作者对党的新闻事业的基本性质、工作原则、职业作风、写作文风等新闻理论基本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而且也促进了新闻学研究的开展。

整个40年代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研究深入发展并取得重大成果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研究进入成熟期的关键性时期。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要求，制定的一系列文件；《解放日报》改版、《晋绥日报》“反客里空运动”，从正反两方面总结的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经验和教训；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毛泽东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刘少奇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等几篇有关新闻宣传工作经典文献的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总结，为无产阶级新闻学充实了丰富的内容。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党报工作的理论总结，构成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基本内容，也为后来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2. 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探索及成果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环境和难得的物质条件，也对新闻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新闻事业如何继承和发扬自延安整风以来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更好地为人民群众的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服务，成为新闻学研究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1956年7月以《人民日报》改版为代表的新闻改革，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国新闻改革成果的标志，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这次包括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等新闻机构在内全面开始的改革，在新闻观念、报道内容、传播方式和文风建设等方面都有许多新突破，特别是把突出人民群众在新闻工作中的主体地位作为当时党报改革的重要内容，从而使得改革后的新闻工作更加适合人民群众的需要，更加适合各项工作的需要。

这次改革，以及在改革中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为正在探索起步的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实践经验，奠定了理论基础。

然而从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却使得这场刚刚取得效果的改革被中断。从那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左的路线的长期影响，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挫折，新闻学研究也几乎陷入停顿状态。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指的是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至今这一阶段的新闻学。它是中国新闻学形成和发展第三个阶段的理论成果，是中国新闻学走向繁荣与发展的关键时期。

1976年10月 “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统制新闻战线达10年之久的左的路线受到批判和唾弃，新闻事业和新闻学都迎来了发展的春天。这一时期新闻界的首要的任务就是拨乱反正，消除左的路线的影响，恢复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回归新闻学的本体地位。经过揭批“四人帮”、真理标准讨论等一系列工作，使得广大新闻工作者澄清了是非，辨明了黑白，重新回到对新闻工作和新闻学的正确认识上来。

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整体战略，从此，中国新闻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闻学研究也迎来了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最好时期。

这一时期发生了一系列对中国新闻学后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事：1978年经胡乔木提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这标志着我国新闻学研究被纳入了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系列之中；自1978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后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等院校陆续开始招收新闻学研究生、组建新闻学研究机构、出版学术刊物、组织新闻学术活动；一些省市和新闻媒体也开始组建研究机构，开展新闻学研究，这就为后来的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推动了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改革的全面展开。

随着新闻改革逐步提上日程，新闻学术活动逐渐展开，各种学术讨论会频繁召开，许多新闻改革实践与理论问题进入新闻学研究的视野，其中包括报纸性质、作用和任务；报纸党性和人民性；新闻批评与舆论监督；新闻真实性、客观性；报纸指导性、倾向性；新闻工作客观规律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对促进新闻改革，深化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一些新闻学者开始学习和引介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同时结合新闻改革实践，对新闻观念、报道内容、传播形式、管理体制、经营理念和运行机制等深入开展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例如在新闻改革过程中提出的“信息观念”、“受众观念”、“服务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等一系列新观念，就集中体现了当时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的广度及深度，为新闻工作挣脱旧观念、旧传统和旧机制的束缚，建立一套适合新时期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实际需要的新的新闻观念和传播机制提供了思想和理论上的支持。在管理和经营方面逐步确立起“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新思路，形成了新的运行体制和机制，开始逐渐步入企业化管理，市场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的发展道路，有力地推动了传媒业的发展。

这些反映新闻改革最新成果的新闻观念和经营理念，大大丰富了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理论内涵，也促进了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
作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我国新闻工作在进行观念更新、业务和经营改革的同时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注意解决好坚持正确方向和促进事业发展的关系，为新时期新闻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积累了经验，也为社会主义新闻学充实了许多新的内容。  

当然，这一时期的新闻学研究也有一些挫折和教训。如在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背离党的路线，违反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基本原则的理论观点，如有人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开放新闻自由”等观点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后，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时期，新闻学研究也跨入了新阶段。其表现是：专业性学术话语开始受到重视；伟德BETVLCTOR体育校专业研究力量迅速崛起；学术研究空间进一步拓宽；研究成果大量出现；研究内容、视角、路径呈现多元化趋势等。总之，研究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探讨的问题越来越深，采取的方法越来越多样化。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传媒业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开始探寻产业化发展的路径，传媒经济理论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关注，得以快速发展。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传播格局，引发了新闻传播领域的深刻变革，媒体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这一时期的新闻学研究始终立于时代前沿，基于传媒实践进行跟踪研究，为新媒体发展，同时也为传统媒体适时应对新媒体的挑战，加大改革创新和融合发展的力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这一时期，面对转型期社会发生的急剧变化，和为适应这些变化，党和政府对新闻媒体在新闻传播和舆论宣传方面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新闻学研究注重对热点报道、典型宣传、舆论监督、主题宣传、危机应对等方面的工作进行总结和探讨，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搞好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提升政府和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起到了理论支撑和政策咨询作用。

另外，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新闻学研究开始关注如何改进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扩大国际话语权、提升国际影响力、改善我国国际形象等问题，而且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对提升我国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影响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总之，在迈入21世纪，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发展阶段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研究始终瞄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需要，瞄准人民群众的信息与文化需要，瞄准媒体深化改革发展的需要，坚持结合新闻工作实际和遵循新闻学术规范开展研究，在服务媒体改革、服务团队建设和服务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发挥了智库的作用。

经过60多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创新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研究如今已是硕果累累。虽然这期间时不时地会受到“新闻无学论”的冲击和影响，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其学术地位已日显成熟和巩固。

1997年，新闻学与传播学一起，被确定为一级学科；2004年中央又将新闻学确定为国家重点发展的九大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之一，同时将其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之中；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新闻学列为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11个重要学科之一，同时提出了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任务。

这些举措为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繁荣发展，并为最终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科学体系，开拓了更加广阔的发展道路。

如今，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不断巩固，影响日益增强，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已进入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期。这是党和政府关心支持的结果，也是我国几代新闻理论和实务工作者不懈努力的结果。

二、中国新闻学百年发展的历史经验

中国新闻学的百年发展可谓筚路蓝缕，历经曲折。但在百年之后再回望过去会发现，正是在经历曲折之后，我们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而这恰恰是今后继续发展的动力和基础。

（一）与国家同命运，与时代同进步，与社会同发展

中国新闻学百年发展的历史说明，其发展的每个阶段始终都与国家同命运，与时代同进步，与社会同发展。

自鸦片战争开始至辛亥革命前后，我国陆续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和报刊活动家。他们积极倡导创办报刊，其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政治斗争实践。例如洪仁玕在其《资政新篇》中就强调报纸具有沟通上下，监督政府和移风易俗的作用。王韬在其《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等文章中就主张放宽言禁，设立报馆，开展对外宣传。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一书中提出设报馆可以“通民隐”、“达民情”等。

最为典型的是梁启超，他阐述办报主张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他把报纸比做“耳目喉舌”，强调其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应担负起“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的两大“天职”，这些都是为了实现其维新变法的政治目标。

孙中山明确提出办报是为了革命宣传的需要，并把宣传革命政党确立的纲领和主张作为报纸的首要任务。他在为《民报》写的发刊词中希望《民报》能成为同盟会的“喉舌”，担负起“先知先觉之天职”，发挥好“舆论之母”的作用。

中国近代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办报主张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情怀和政治追求。他们希望通过办报来抨击旧传统，宣传新思想，鼓吹社会变革，启迪教育群众，引领社会风气，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于最高位置，把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奋斗目标，而创办党报党刊就是要为实现这些目标服务。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就明确表示办报是“为了革命”。在延安时，他强调党的报刊要为边区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都极为重视新闻工作，他们把新闻事业看作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是重要的“政治阵地”，是组织工作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是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邓小平），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江泽民），是党的“执政资源”（胡锦涛），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事关国家前途命运” 的大事（习近平），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核心观点和精髓所在。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虽然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历经曲折，但是一批批革命者和知识分子都把救国救亡和为国为民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他们阐述的新闻思想都离不开这一主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始终把新闻工作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幸福、人民富裕的政治目标相联系。这说明，中国新闻学的形成发展，始终都与国家的发展进步和前途命运相联系。

国家的命运与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我国新闻理论始终倡导新闻工作者要立于时代前沿，记录时代风云，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精神，促进社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习近平就把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作为对新闻工作者职业身份的定位和职业责任的要求，这说明我们的新闻学也是在追求与时代同进步，与社会同发展。

（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以实践为基础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是我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作为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新闻学尤其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贯穿到新闻理论研究、新闻教学中去，使新闻学真正成为一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

中国新闻学百年发展历程证明，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就始终坚持以其作为指导新闻工作和开展新闻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及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办报传统、经验和办报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重要原则。

在20世纪20到4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实践中，列宁的新闻思想成为党的新闻工作的重要指针，党的许多有关新闻宣传工作的文件、领导人的讲话和报刊的重要文章中有不少是阐释列宁的办报经验和办报思想的。特别是列宁关于报纸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的思想，从20年代到40年代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经常宣传的重要的指导思想。

20世纪40年代在解放区逐渐成型并趋于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的许多重要内容，如党性原则、实事求是、真实客观、群众办报、新闻批评等，都同当时学习苏联共产党的办报经验和列宁的新闻思想有着密切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反复强调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新闻工作和新闻学术研究。习近平更是明确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团队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新闻学研究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牢牢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思想，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信息需求与接受心理，真正把他们的意愿和诉求作为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多出一些能够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

实践还说明，新闻学研究还要坚持以实践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要紧密联系当前新闻工作改革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使得研究成果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回应时代关切，满足社会和公众的需要，同时适应传媒业改革创新发展的需要。 唯此，才能使得新闻学研究真正出成效，有实效。

（三）不忘本来，借鉴外来，面向未来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既是对中国新闻学研究，以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学体系所提出的应该坚持的原则和方向，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建设多年来所积累的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就是对这些经验的高度概括。

所谓“不忘本来”，是指要立足中国国情、总结中国经验、继承中国传统。中国新闻学的形成与发展就是在基于中国实践，不断总结中国经验、继承中国传统的过程中实现的。

新闻学建设要建立在继承以往传统的基础之上，我们不能任意无视传统，更不能随意颠覆传统，要注意分清以往的哪些传统和理论是应当继续坚持和发扬的，要在继承以往一切优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开辟创新发展之路。

中国新闻事业自诞生以来，经过百年实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工作传统和职业规范。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经历了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丰富实践，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特有的工作传统、运行规律和独特品质。这些都是我们新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需要很好地加以总结并将其作为财富继承下来。

所谓“吸收外来”，是指要把握当代，借鉴国外，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遵循事物普遍规律。中国新闻学的发展，包括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是在坚持这些原则的过程中实现的。采取“拿来主义”，做到“西为东用”，“洋为中用”，“他为我用”，是我国新闻学形成发展的历史经验。

在世界新闻学发展进程中，西方新闻学是先于中国新闻学产生的。它们在揭示新闻传播一般特征和普遍规律方面作出了有益贡献。其中许多内容迄今依 然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徐宝璜当年写作《新闻学》就借鉴了许多西方新闻学的内容。近几十年来，我们也借鉴了许多国外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理论成果，丰富发展了我们的新闻学。

因此，今后我们应该继续学习借鉴国外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理论成果，来更好地理解新闻传播的基本特征和新闻工作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新媒体背景下新闻传播的新特点新规律，用以充实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研究内容，丰富其学科体系，同时也可以更好地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增强新闻学的学术品位。

当然在学习借鉴过程中也要注意弄清哪些是值得吸收和借鉴的有益的东西，哪些是不符合我国国情，对我们的实际工作没有益处的东西，哪些又是完全体现和代表西方特有价值观的东西。在介绍和阐释这些理论观点的时候，要注意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与论证其形成背景、理论内涵、应用价值及历史局限，真正做到“学有所值”“为我所用”。

所谓“面向未来”，是指要面向未来，关怀人类社会发展，把握未来世界走势、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特别是要把握时代精神，构建能够体现中国自身需要及特点的学术话语，促进我国传媒业的改革创新和新闻学的丰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学坚持立足当代，在继承以往工作传统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面向未来进行理论总结和学术创新，适时回答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我国新闻事业所面对的各种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观念和思维创新开始，形成了包括体制、机制、形式、手段、路径、方法在内的一系列创新理论，解决了新闻工作如何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自觉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群众生产生活服务，为民族和谐团结服务，为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服务，以及如何实现传媒业自身改革发展等问题。这些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是为推动我国各项事业发展进步，以及促进我国传媒业改革创新服务的。

习近平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这是因为我们始终立足在中国的土地上，始终实践在中国改革发展的事业中。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因此，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项工作要从团队建设做起，要构建成体系的，能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学科理论和概念。

这就需要我们始终面向未来，勇敢地立于时代前沿，汇入国际潮流，构建国际话语权，提升国际影响力，要努力在国际学术平台上展示自信，发出声音，表达立场。

（四）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在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及其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发展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由于左或右的思想倾向的干扰，致使带来不良影响和造成严重损失的情况。

例如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宣传报道中，一些新闻机构出现了“完全丧失马列主义原则与完全脱离中央路线”的“过左” 行为。后来在纠正了“左”的倾向之后，一些新闻机构又出现了“弦绷得太紧”，宣传又“右”了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7年反右开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左的思想倾向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新闻宣传工作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

这些教训告诉我们，新闻宣传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思想和新闻理论，既要注意认清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的偏激思想的影响，防止左的干扰，又要注意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蚀，防止右的干扰。同时，要特别注意在反左的时候警惕右的东西，在反右的时候防止左的倾向。

在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发展过程中，“新闻无学论”是长期制约其发展的一种有害观点。“新闻无学论”的要害是否定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有学。在持这些观点的一些人看来，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理论才是学问，而我国长期坚持的党报理论，如“党性原则”“舆论导向原则”“正面宣传为主方针” 等都不算是学问。

因此，我们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捍卫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同时要积极创新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并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科学体系。

（五）汇聚政治家论著、学者成果、业界经验共同智慧

中国新闻学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一些政治家对于新闻事业性质功能的定位和方针原则的理论阐释，离不开新闻学者的学术成果，离不开长期工作在新闻工作一线的新闻从业者的业务经验。也就是说，正是汇聚了政治家的新闻论著、新闻学者的学术成果和业界的实践经验，才促成了中国新闻学的形成和发展。

如前所述，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人士，再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闻理论与实践方面都有许多论著，这些论著对我国传统新闻学和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党的几代领导人关于新闻宣传和舆论工作的论著，都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新闻学者中，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等人的新闻学著作，对中国传统新闻学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78年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许多新闻学者为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教授上个世纪80年代初编写的《新闻理论基础》，和后来方汉奇编写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以及复旦大学和北京广播学院（后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等一些伟德BETVLCTOR体育系老师所编写的新闻学教材，都为充实和丰富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做出了积极贡献。

业界经验也是中国新闻学得以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支撑。自中国近代报刊诞生以来，一代代新闻人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积累了许多采写编评业务经验，以及媒体经营管理经验，其总结与提炼出的成果都成为我国新闻学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新兴媒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传媒业取得超常规发展，迅速壮大成为有一定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和竞争实力的传媒集团，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现代化传媒发展，特别是融合发展的经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特别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重要内容，其价值和意义不容忽视。

三、中国新闻学未来发展的理论思考

中国新闻学已走过了百年发展道路，如今正在走向第二个百年。恰逢此时正值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大会确定了新时代我国改革发展砥砺前行的新的历史方位，制定了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方略和发展蓝图，开启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尤为重要的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作为我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为我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的历史时代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行竖起了一面光辉旗帜。

从现在起，今后的几十年中将是我国发生更加深刻变革并将取得更大发展的伟大时代。面对新时代、新百年，中国新闻学应该对未来发展作深刻的理论思考和长远的建设规划。

（一）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学体系为目标

思考中国新闻学的未来发展，首先需要确定新百年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为我们在新时代条件下做好包括新闻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确定了指导原则，提出了行动要求。

新闻学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门重要学科，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把新闻学与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作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需要加快完善发展的基础学科。

事实说明，新闻学的研究内容及其理论成果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涵养社会伦理道德；对于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治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对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等，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要善于从宏观上，从党和国家事业总体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考察和布局我国新闻学的建设和发展问题，要使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在新的时代，在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与条件下，能够在继承以往历史传统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充实新的内容，获得新的发展，以求更加系统、更加完善、更加科学，特别是要努力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科学体系，用其理论成果来促进和推动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

（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

党的十九大阐释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治国理政、定国安邦思想高度凝练的理论成果。它融入了中国基因，展示了中国风格，体现了中国特色，显示了中国气派，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涵的把握和理解，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引领我们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基本遵循。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世界上是独一份的，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新闻学的建设与发展，一方面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总的指导思想，来谋划如何加强团队建设与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学习习近平的新闻思想来引领新闻学团队建设与发展。因为，习近平的新闻思想是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些年来，习近平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就党的新闻舆论和宣传思想工作的性质地位、职责使命、基本方针、重要原则、创新理念、发展路径、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党的领导等一系列事关新闻事业长远发展的带有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形成了他独特的新闻思想，为在新时代条件下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和宣传思想工作，以及新闻学团队建设指明了政治方向，规划了实践路径，确定了工作原则，提出了行动要求，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南，需要我们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和努力践行。

（三）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闻与信息需要为旨归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告诉我们，今后党和政府的工作要紧紧围绕解决这一矛盾作为目标和导向。就新闻工作来说，也要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闻与信息需要为旨归。

从这些年我国新闻改革的实践看，无论出于什么目的的改革，和无论进行什么形式的改革，无论是运用先进技术也好，还是扩展传播渠道也好，或是完善用户服务也好，始终都离不开“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闻与信息需要”这个核心问题。因此，我们的新闻学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建构，就要解决好如何才能更好地从实践到理论都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闻与信息需要的问题，要提供解决这一核心问题的理论指导和学术规范，这样才不负社会与公众的期待。

（四）以回答中国新闻工作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导向

中国新闻学作为一种理论，除了要服务于党和国家、服务于人民群众、服务于社会发展之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服务于传媒改革，要能够解决我国传媒业在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出现之后所带来的媒体格局和传媒生态的变化，以及人民群众对新闻传播提出的新需求，创新发展已经成为我国传媒业无法回避的主题。我国新闻学建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建构，需要把回答我国新闻工作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为导向，要通过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决策咨询，促进和推动我国传媒业的改革发展。

处在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要想取得成功与发展，依然需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理念和品质。同样，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要继续丰富和发展，也应当继续坚持自产生以来就一直具有的这种理念和品质。这就是说，今后我们依然要注意结合我国国情，注意联系当前我国新闻工作的实际需要，深化新闻改革，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要坚持不断用自身的新实践、新理论去充实、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新闻理论，同时要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学的理论体系而奋斗。

例如，面对世界上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传播国际化的趋势，我们要考虑如何才能使我们的传媒业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增强实力，加速发展，争取主动，以形成自己独特的优势。

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要考虑如何使我们的传媒业能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经济实力，争取“事业”（在组织新闻报道和进行舆论导向方面，具有事业性质）和“产业”（在组织经营管理和进行市场开发方面，具有产业性质）同步发展的双赢结果。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快速更新和发展，国内外传播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要考虑如何才能使我们的传媒业能随时掌握最新科学技术和经营理念，去实现技术、管理、经营及整体发展上的新突破、新发展等等。

这些问题既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理论思考和科学总结，以形成新的新闻理论。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总结和理论积累，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已经形成了相对科学、完整的知识构架和理论体系，但是要使得它能够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还必须考虑如何使其能够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整体发展，不断更新和充实内容，从而使其内容更加完善，体系更加完整，理论更加科学。

例如随着国家政治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要多考虑如何更好地发挥新闻传播在促进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要在探索政务、党务透明和信息公开，以及尊重人民群众知情权上力求取得新的进展；要关注新闻传播的法制建设，推动传媒业的法治进程。

从经济角度看，要多考虑如何使得我国新闻业的发展能够同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协调，相平衡，既要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舆论支持，又要为自身事业和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与经济条件。

从文化角度看，要多考虑如何使得我国新闻业的发展能够同国家整个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软实力建设相协调，相平衡，既要为宣传和普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服务，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和丰富其文化生活服务，又要为自身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使自己在整个国家文化繁荣发展的大环境中求得健康发展。

从社会角度看，要多考虑如何使得我国新闻业的发展能够同全社会的和谐发展相协调，相平衡，既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理想，促进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又要善于借助整个国家和谐的社会环境寻求自身的发展途径和发展方式。

从生态角度看，要多考虑如何使得我国新闻业的发展能够同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既要为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减缓、适应和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美好家园和美丽中国提供舆论支持，也要考虑自身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中，求得自身的绿色发展。

而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努力发展和壮大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丰富和创新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起一个科学的、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学体系，这将是摆在全国新闻界，特别是学术界面前的一项重要使命和艰巨任务。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伟德BETVLCTOR体育教授、博士生导师，伟德国际1946源自英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